现在的巴黎，你若是在黄昏时分去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，迎面走来十个人，你可能得定睛瞧上好一会儿，才能在这十个面孔里，寻出一个地道的、祖上三代都生在塞纳河畔的白人。
这就是法国正在发生的现实。
许多年前，法国人觉得这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：既补充了廉价的劳动力，又在国际上挣足了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面子。天底下的便宜，似乎都让法国人占尽了。
但是，凡是占尽便宜的事，背后都标着看不见的价码。
如今在法国，黑人常住人口总量已经逼近八百万，占了总人口的一成有余。如果这还算温水煮青蛙，那么另一组来自巴黎城区的调研数据，就等于把开水直接泼在了脸上：近年在巴黎的新生儿当中，黑人新生命占比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七成。而本土白人的新生儿比例，则在一年一年地往下滑，拉都拉不住。
这不单单是肤色的变化。肤色只是表象，表象底下，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色、社会结构乃至文明走向，正在被一种无声的力量重新清洗。
这桩买卖，最初是从殖民时代埋下种子的。战后的法国，百废待兴，处处缺人手。法国的决策者一琢磨，家门口不就有现成的劳动力吗？西非大片的原殖民地，那里的人听得懂法语，又听话，还便宜。于是，一纸宽松的移民法案，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撒向了地中海的对岸。
起初，法国人心里算的是一笔短期的小账：人来了，干最脏最累的活，拿最微薄的薪水，等干不动了，他们总归是要回去的。但法国人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，人不是机器。机器用完电可以关闸，放在仓库里落灰；而人是有脚的，有脑子的，更是有家眷的。人来了，不仅要干活，还要吃饭，要娶妻，要生子，还要把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接来。
法国那套温情脉脉的福利制度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成了一条最粗的绳子，把这些外来者牢牢地拴在了法兰西的土地上。法国的福利好啊，育儿有补贴，住房有补助，失业了还有救济金。这套制度本意是为了彰显人道主义的崇高，可一旦碰上了生殖本能和生存逻辑，事情就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对于一个本土的法国年轻人来说，生活是精细的，也是沉重的。他们要考虑体面的工作，要盘算高额的税收，生一个孩子，生活质量就要降一级，因此他们选择少生，甚至不生。但对于那些从贫困、战乱中走出来的移民家庭来说，生孩子却成了一门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多生一个孩子，政府就多发一份补贴。生得越多，拿得越多，甚至可以靠着补贴，过上比在老家好上千百倍的生活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因果：努力工作、按时纳税的本土人，在生活的重压下主动选择了克制；而依赖福利、不怎么纳税的外来群体，则在福利的滋养下繁衍不息。法国政府用本土纳税人的钱，养活了外来者的后代，进而逐步取代了本土纳税人自己。
房子既然已经换了主人，规矩自然也就得跟着变。这些年，法国街头的骚乱已经不再是新闻，而成了像感冒一样的季节性流行病。年轻人聚集在街头，打砸店铺、焚烧车辆、封堵道路，甚至和警察迎面肉搏。这些暴乱的参与者，大多是移民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。
这就带出了另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结：为什么福利给了，身份给了，他们却依然不认同这个国家？
其实，这世上的道理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最后还是落在一个“心”字上。融入一个文明，远比发几张福利支票要复杂得多。在许多移民聚居的街区，早已经形成了“国中之国”。那里有他们自己的信仰，有他们自己的法则，有他们自己的语境。警察进不去，法律管不着，只有政府的福利支票能畅通无阻地送进去。
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人，对法兰西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毫无感觉，他们只觉得，自己如今的贫困是因为社会的不公，而自己祖辈受到的殖民掠夺，理应由今天的法国政府加倍偿还。你以为你用宽容和福利买来的是顺从和融合，其实你买来的是长期的怨恨和无穷一时的索取。
法国的历届政府，难道看不出这个窟窿吗？他们看得清清楚楚。但他们不敢动，也动不了。
在“多元包容”的政治正确大旗下，任何人只要试图收紧移民政策、削减福利，就会被贴上“冷酷”、“不宽容”的标签。政客们为了手里的选票，不仅不敢堵这个窟窿，反而得变着法子往里面填更多的土。
事情走到这一步，其实怨不得移民族群。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，哪里有更好的生活，人就会往哪里走，这无可厚非。真正该反思的，是那些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、只图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眼光的决策者。
他们用几十年的短视，透支了一个国家几百年的积淀。
历史最无情的地方在于，它从不听任何温情脉脉的辩解。当一个文明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本能，当一个社会把软弱当成宽容，把短视当成远见，那么，人口结构的彻底清洗与社会秩序的彻底反噬，就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日落时分，塞纳河水依旧静静地流淌，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照常亮起，金碧辉煌。可当夜幕完全降临，塔底下的阴影里，传来的早已不是塞纳河古老的法兰西歌谣，而是另一种节奏急促、语调生疏的鼓点。
这鼓点不属于巴黎的过去，却真真切切地，成了巴黎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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